专家视点

当前位置: 首页» 专家视点» 世界城市需跨越转型陷阱

世界城市需跨越转型陷阱

发表时间:2016-05-24     作者: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     访问量:

  在全球范围内,北京的厂商和上海的厂商,仍然可以利用廉价的初级生产要素获得竞争优势。很多企业家就明确提出这个问题,靠圈地、靠利用廉价劳动力仍然可以赚钱,而且可以赚大钱,我为什么要创新?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国家现在的全球500强企业,大部分在北京,将近80%,基本上都在国内进行布局,很少有在全球范围形成强大的生产研发网络的,为什么?关键就是知识产权国际垄断优势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形成全球生产网络。

  在中国,无论从消费还是生产角度来说,规模利益都非常大。这是大国带给我们的优势,同时也是我们通向新的发展方式之路的一个陷阱——因为有一种利益在引诱我们。

  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建设世界城市。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三大核心经济区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们国家整个东西南北中协调发展的格局;这不仅决定着到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格局,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于世界城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不管是西方的定义还是中国的定义,所谓世界城市,都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就是功能高度复杂;第二是因为功能高度复杂、资源高度集聚,从而成为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和国际活动的聚集地。

  我们国家提出世界城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以前,作为一种愿景,世界城市只是在城市规划的有关纲要里面表现出来,并没有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世界城市开始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战略行为。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标志:第一,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最有国际影响力和世界竞争力的世界城市。同年,国务院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同样到2020年,要使珠三角成为世界上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也就是说世界的都市圈。2009年12月份,北京市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目标。“十二五”规划里也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级都市圈。

  中国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着很多挑战。世界城市的核心是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中的、建设中的世界城市—北京、上海以及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竞争力总的来说是不断提升的。比如说,劳动生产率是竞争力最核心的指标,2008年跟1978年相比,北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倍。但我们发现,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国家发展中的、建设中的世界级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速度相对于全国来说开始放慢。2001年的时候,北京的劳动生产率是全国的将近4倍,2008年却只有全国的不到2.8倍,大家就要问为什么?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我们建设中的世界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和一个地区发展实际经验来看,城市的区域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是初级生产要素驱动的阶段,竞争力、竞争优势是靠廉价的土地、劳动等初级生产要素取得的,第二是规模经济驱动阶段,是靠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取得竞争优势和竞争力。第三种方式,就是靠创新,使产品和服务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无论从要素禀赋还是产业经济特征来看,我们发展中、建设中的世界城市,都应该从要素导向、规模经济导向向创新导向发展方式转型。比如说产业经济特征,大家知道,北京服务业占GDP的75%,服务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要低得多,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都应该依靠创新。那么在向创新转型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种陷阱,概括来讲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初级要素比较利益的成分。尽管北京、上海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说,生产要素价格已经不具备优势,但是我们站在国际层面相比的话,仍然占有优势,为什么?北京、上海仍然可以从全国源源不断地获取廉价劳动力,甚至土地。为什么?因为北京、上海要素的报酬高,生活待遇好,所以大家都愿意往北京和上海跑,这样的话,在北京的厂商、在上海的厂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利用廉价的初级生产要素获得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之内,现在要放弃这种发展方式,转向创新,代价是相当大的。我曾经承担国家“十一五”专项规划—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规划,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很多企业家就明确提出这个问题,靠圈地、靠利用廉价劳动力可以赚钱,而且也可以赚大钱,我为什么要创新?这是一个陷阱。

  第二个,是规模利益的机会成本。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很大,拥有13亿人口,这13亿人口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俄罗斯加起来,还要多一点点。所以在中国,无论从消费还是生产角度来说,规模利益都非常大。这是大国带给我们的优势,同时也是我们通向新的发展方式之路的一个陷阱—因为有一种利益在引诱我们。

  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健全。创新需要各种要素,但要素市场又相互分割,所以使我们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非常大。比如国内剽窃、抄袭的行为仍然很严重,就使很多人不愿意做原创性的工作。

  正是因为这样的陷阱,我们竞争力的提升速度在下降,我们国家发展中的世界城市—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竞争力在下降,同时也加剧了一系列“发展中世界城市病”,这个城市病,主要是四大方面。

  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增加劳动等初级生产要素取得,所以,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是人均GDP增长相对较慢。人均GDP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增长,这是一个“病”。

  第二个“病”,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北京为例。最近一些年,北京每年平均增加55万人口,按照一般划分标准,大城市的底线是50万,超过50万的城市都是大城市,也就意味着,近些年来北京每年增加一个大城市,所以最近北京要控制人口,这也是北京“十二五”时期非常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创新转型驱动遇到了阻力,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得不靠劳动力的增加获取,劳动力增加,必然意味着人口的增加,结果就是,北京人口膨胀,交通越来越拥挤。

  第三个“病”,由于我们的知识产权创新受阻,所以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具有全球垄断性优势的知识产权、专利等等相当缺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现在的全球500强企业,大部分在北京,将近80%,基本上都在国内进行布局,很少有在全球范围形成强大的生产研发网络的,为什么?关键就是知识产权国际垄断优势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形成全球生产网络。

  第四个方面的“病”,社会结构开始两极化,一方面高端产业高收入者多了,另外一方面,低端产业低收入者也多了。特别是面向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行业越搞越大,导致了一系列低端人口的膨胀,加上2005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上升很快,原来手上有钱的人,如果没有房子的话,突然之间变成贫困化了。我们现在面临严重型的M形社会问题*。

  我们找到一系列“发展中世界城市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必须降低创新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提高收益,这是我们的根本出路,我们面临五大选择。

  第一个,就是实施分散化的城市化战略,建立世界级的城市群,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我们国家提出城市群的概念,提倡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但是在“十一五”期间,基本上是以中心城市大规模的扩张、更快的扩张为基本特点的,我们又走了一个相对集中化的城市群的发展道路。由此导致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也导致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的差距得不到应有的缓解。所以,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始明确提出,“十二五”城市群发展是依托中心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镇、中小城市。这是一个分散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北京也是如此, 200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十二五”以后,北京开始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新城,特别聚焦通州这样一些所谓的重点新城。

  第二个,就是要实施更加严格的产业与人口的准入、土地用途的管制,以及节能降耗减排的标准,建设世界绿色城市。这里面要特别讲一下更加严格的产业政策。过去中央谈到北京城市功能的时候,不说北京是经济中心,也不说北京是金融中心,北京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但另外一方面,北京还跟全国一样,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什么呢?中央说发展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导致北京实际上什么都可以发展。所以必须要有明确的功能定位。我个人理解,北京在现有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明确这样几个功能:第一,国际创新中心的功能;第二,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第三,国际交往中心里面的国际贸易中心功能。北京前些年发展高端产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对中低端产业没有明确的限制,所以在高端产业发展的同时,又有低端产业进来,同样膨胀,双膨胀。所以,在未来一定要明确高端产业发展方向,同时一定要限制低端产业的发展,包括通过土地管制、环境标准管制来进行限制。

  第三个,就是实施卓越的创新环境战略,解决我们前面讲的创新的直接风险和直接成本比较高的问题。现在中关村已经在积极推动1+6的创新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创新环境,降低创新的成本,提高创新的收益。

  第四个,我想特别强调,就是实施卓越的国际交往体制的战略,大幅降低国际交往成本,提高国际交往的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我个人觉得,北京、上海在“十二五”期间,应该探讨更加高效的自由贸易园区形式。北京有综合贸易区,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提出自由贸易园区战略,这里面包括国际要素的流动—比如说人才流动的自由化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五个,就是实施社会建设的战略,想办法解决现在的社会底层相对贫困化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政策,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杨开忠,中国区域科学/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1991年领导创建了中国区域科学协会。长期致力于区域科学/区域经济学、区域规划和区域模拟研究,先后承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攻关项目等数十项研究课题,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国家和地方中长期决策采纳,为中国区域科学/区域经济学、区域模拟与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M型社会,日本趋势学研究者大前研一以日本近20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类型的判断。即,原本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阶层,除了一小部分能往上挤入少数的高收入阶层,其他大多数沦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原本的中间阶层凹陷下去,变得很小;于是,社会像个被拉开的“M”字。

  *?获得国务院支持的中关村发展系列新政策。“1”是指搭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6”是在中关村深化实施先行先试改革的6条新政策。“1+6”在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改革、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科研经费分配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方面,做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文章摘自《锦绣》杂志2011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