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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忠:发挥天津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心作用

发表时间:2019-10-28     作者:     访问量:

2019年7月3日,2019京津冀蓝皮书“打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新闻发布会,北大首都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开忠教授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并未失灵

习近平总书记2.26讲话,明确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这表明,带动北方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和责任。然而,2014年以来,我国北方经济地位继续、甚至加速下滑,北京几乎成为北方唯一剩下的增速不低于全国总体水平的省级政区。我不同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失灵这种认识。撇开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局限性不论,主要有两方面依据。一是在相对意义上,中国经济南升北降是亚洲和世界地缘经济变化的必然,京津冀协同发展只是这种趋势中一种合乎规律的平衡力量,不能简单以北方经济相对地位是否下降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成败;二是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全过程看,京津冀协同发展现阶段带动南北发展的效应确实并不显著,但这是阶段性因素的反映而非战略本身失灵。

大家知道,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个长期过程分近、中、远期三步走。近期到2017年,是谋划战略思路、搞好顶层设计,并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转型转移取得突破的阶段。

中期到2020年,京津冀区域可达程度比较均等化,区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区域创新网络将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首都核心区更新和“两翼”建设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阶段。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处于中期阶段。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远期到2030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将从环京地区扩展到环渤海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生活圈、人才圈、创新圈逐步全面形成,京津冀地区成为引领环渤海地区、带动北方发展的全国创新驱动经济持续增长强大引擎。由此可见,第二步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协同发展的条件,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北方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自然并不明显。然而,随着协同发展的条件完备和起飞,进入第三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带动北方发展的效果将持续彰显。

二、天津才是全面抗衡北京极化效应的中心

雄安新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但其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内在规定性,一是目标基本功能为国家行政科技文化功能;二是牵一发动全局的“牛鼻子”系相对集中承接北京疏散的高端存量功能。这意味着,雄安新区仅仅是北京行政科技文化细分领域的分担者,仅仅相当于国家行政文化新城,并非全面抗衡北京吸引力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明确提出,“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的首都功能拓展区”,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时强调,雄安新区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初心,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雄安质量”而非“雄安规模”,强调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因此,有效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应该把握雄安新区的这种内在规定性。那种把全面抗衡北京吸引力的希望寄托在雄安新区身上的认识和主张,如雄安新区超大城市论和离海选址不适论,不仅误解了“雄安新区”设立的初心和目标,而且,可能会误导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方向。为使雄安新区建设不走调、不变样,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那么,哪个城市才是全面抗衡北京极化效应的中心?无论从现状还是从潜力来看,天津是京津冀地区唯一能够全面抗衡北京吸引力的中心城市。

首先,从发展现状来看,天津是我国四大直辖市,全国重要综合性工业基地、商贸中心和建设中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处于我国发达地区行列,2018年人口1559.6万,按世界银行数据,天津人均GDP18241美元,略低于北京、上海而居全国第三位,是京津冀地区唯一与北京处于一个发展量级的城市,同时,人文底蕴深厚。因而,天津是京津冀地区最现实的全面抗衡北京对企业和人口吸引力的城市,是人们在区位选择上更普遍相对乐意接受的北京之替代方案。

其次,从发展潜力来看,天津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海港城市,不仅具有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优势,而且,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和海水淡化资源丰裕。天津陆域面积1万平方公里以上,其中94%也就是10664 平方公里,平原地区面积是北京平原面积的1.7倍,平原人口密度大约不到北京平原人口密度43%,在解决水资源集约集约利用情况下集聚人口和经济潜力巨大。

三、发挥天津中心作用上升为国家战略势在必然

“十四五”规划时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第三步走的起步期, 对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地促进环渤海地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十四五”期间,应因势利导,把发挥天津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的中心作用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顺应区域发展规律,贯彻落实京津“双城记”精神。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京津冀发展的空间格局,学术界虽然存在分歧,但几乎所有人均认识到:京津双中心是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客观要求。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充分肯定了这种认识,要求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则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骨架 ,强调京津双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骨架中的地位。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更是明确要求,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因此,把发挥天津中心作用上升为国家战略,是顺应区域发展规律、贯彻落实京津“双城记”精神的内在要求。

二是形成北京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必然要求。城市增长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对决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全面抗衡北京集聚力的中心城市,当北京“大城市病”治愈时,北京将可能会迎来新的一波膨胀,再一次爆发“大城市病”,进而可能陷入“大城市病”爆发-治愈-再爆发-再治愈的循环。因此,在雄安新区经过几年大规模实质性建设后,把发挥天津中心作用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形成首都北京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必然要求。

三是促进环渤海地区发展、带动北方发展、平衡南北发展差距的迫切要求。南北平衡对我国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世界和亚洲地缘经济格局变迁,我国经济南升北降客观上在加剧,2014年以来,我国又先后在南方布局了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在这种形势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加强国家战略在北方的布局已成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迫切要求。强化国家战略在北方的布局关键在“一区两带”,即渤海大湾区、青银集聚发展带和陇海集聚发展带。环渤海地区是北方地区人口和经济中心,但其中的京津冀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渤海相望,且海上对外联系为朝鲜半岛扭曲。实施渤海大湾区战略,打破渤海分隔,努力弱化朝鲜半岛扭曲影响,推进环渤海地区更深刻对外开放、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强化国家战略在北方布局关键之关键。天津是渤海滨海地区地理位置最适中、人口最集中、经济贸易航运最发达、政治地位最高的中心城市,毫无疑问,将是实施渤海大湾区战略的主要滨海重镇。因此,把发挥天津中心作用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完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命,促进环渤海地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平衡南北发展差距的内在要求。

注:本文摘自2019京津冀蓝皮书“打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新闻发布会杨开忠教授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