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日上午，北京论坛（2013）分论坛五——“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多样性”——的第四场继续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

　　本场论坛接续了昨日下午的主题“城镇化和社会多样性”，由纽约城市大学Lily?Hoffman教授和北京大学贺灿飞教授主持，共有五位专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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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联合国大学的Sohail?Ahmad教授首先探讨了印度城市的类型、社会经济要素以及交通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表示都市形态会影响到交通量以及人们对交通工具的选择偏好。在其他社会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密度的增加会减少私人交通花费，同时增加居民使用公共交通的可能性。Ahmad教授同时强调，收入是交通量和私家车使用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最后，他指出印度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高城市流动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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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会大学的李思名教授利用广州2005和2010年抽样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内住户迁徙模式的变化，特别比较了户籍居民和非户籍迁移人口之间表现出来的差异。李思名教授认为，来自农村的移民，其迁徙率高于一般居民，并且这样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在持续扩大。同时，影响农村移民市内迁移的主要因素，与影响一般居民迁移的因素也有相当差异：前者有一定的时间稳定性，后者则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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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德里大学Manoranjan?Mohanty教授深度剖析并评价了印度政府于2005—2012年推行[并延展到2014年]的、旨在改善基础设施和消除贫困的尼赫鲁全国城市重建计划。他认为，这一计划是由印度政治经济精英所推动的，是一种大城市意识形态（Megacity?ideology）主导下的城市发展战略。他强烈批判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大城市意识形态，并反对将其运用到对小城镇的规划建设中。他同时指出，盲目地奉行大城市意识形态，会给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带来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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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郭宇博士，以成都—重庆地区的土地改革为例，介绍了制度安排与中国新型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郭宇博士认为，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多个社会政治角色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应地，地区的发展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的演化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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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贺灿飞教授。他探讨了2004年中国土地出让制度变革对中国地级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2004至2008年期间，中国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弹性系数绝对值以大于1为主，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弹性系数总体小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