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5日下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新年论坛（2019）“首都发展与治理”专题论坛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342报告厅举行。专题论坛分为主题报告、参会论文交流两个环节，主题报告环节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林坚教授主持。主题报告嘉宾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大学城环学院唐晓峰教授，北京市委研究室余钟夫研究员，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张耀军教授分别对北京老城整体城市设计、北京城市发展和治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街区更新是首都发展新议程、基于人口视角对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等发表了各自的研究见解。

林坚教授主持

唐晓峰作了题为《关于北京老城整体城市设计的几个问题》的专题报告。唐教授从城市设计的一般规律着手，主张通过寻找局部的关联性从而实现城市设计的整体性。对于北京老城而言，它承载了数年来中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积淀，而传统空间的现代转化正是老城整体城市设计的关键环节。唐教授指出，要在北京老城的传统基础空间之上，实现向生态空间、街巷空间、公共空间等现代性空间的有机转换。这其中，以胡同四合院为核心的街巷空间保护是个重大的难题和挑战。胡同四合院应重建一种具有北京特色的和睦的一种邻里关系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其他空间。我们看到胡同改成了会馆，改成了商业街，这不是真正的方向，胡同应该保留依然是生活空间，依然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这样的定位才是准确的。对于公共空间，应从思想、秩序、条理上着手建立一个良好的有现代公共责任意识的公共空间。

唐晓峰教授演讲

余钟夫的报告题目是《北京城市发展和治理需要考量的几个问题》，余研究员认为，北京当下正处于一个新的城市发展和治理重大调整期。核心内容是八个字：疏非优核，一体两翼。疏非优核，即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首都核心功能，一体两翼，即是以北京核心区为主体，通州和雄安为两翼。近些年来，围绕这八个字，成效比较大：一般制造业的调整、批发零售市场与物流中心疏解、人口调控、街巷整治、全力建设通州、支持雄安等等，有目共睹。市委市政府已正式开始搬往通州。鉴于本轮北京城市发展和治理调整的力度、范围和推进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曾有过，尤需要有前瞻意识，高远境界和务实态度。为此，余研究员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治理和发展如何兼顾。通常情况下，治理为了发展，有利于发展，要尽量减少或避免不适当或过激治理现象；二是战略与目标如何一致。北京城市长远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具体战略手段的采用应对有利于城市的和谐宜居，有利于长期持续繁荣；三是区域和空间如何相对平衡。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历来南轻北重，通州副中心兴建，进一步加剧这种局面，应对采取措施，适当进行平衡。

余钟夫研究员演讲

沈体雁的报告主题是《街区更新：首都发展新议程——破除三大困境，开出北京“药方”》。沈体雁指出，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人口承载压力过重，核心区容纳的人口数量远远超出合理的容积率，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突出的城市病问题，正面临空间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治理持续性三大现实困境。通过对相关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梳理，他从城市功能有机疏解、城市开发有机更新、城市治理创新三个视角对街如何破除三大困境，给出了对策建议：一是加强核心区非首都核心功能和优质公共资源的协同疏解，破除空间持续性困境。例如在产业和单位转移的过程中协同疏解如三甲医院、学校等部分优质公共资源，既有利于缓解职住分离现象，又有助于促进北京各城区协调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二是找准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推动核心区的物质空间和经济活动协同更新，破除经济持续性困境。完善公房产权法律，建立公房产权回收和补偿体系；对于私人产权可以通过产权入股和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收回，并根据建筑的使用状况进行高品质开发，例如将四合院用于著名国际组织、慈善机构和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三是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破除治理持续性困境。针对 “层层监督，基层干活”的基层治理困境，推动建立具有首都特点的基层治理体系。完善街区联合党建制度、“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街区议事制度”、“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制度、街区规划师制度、街区更新基金制度等街区基本制度；建立街区治理信息基础设施，加强党和政府对街区治理的服务与监管；制定街区更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街区更新计划；实施首都核心区街区更新行动，开展街区营造，激发街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沈体雁教授演讲

张耀军以《基于人口视角的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为题进行了报告。张耀军基于对非首都功能疏解划定的四类产业，对北京各区非首都功能疏解涉及的人口数量进行描述分析。通过对人口调控情景进行差异化设定，对在3种不同情境下非首都功能疏解路径下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城六区的非首都功能吸纳的劳动力规模最大，但是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并不大。相反，城六区周围的新城区非首都功能吸纳的劳动力不但规模较大，而且占总体从业人员的比重也较大，尤其是通州区，大多数街道的占比都超过了50%。疏解城六区的非首都功能吸纳的劳动力对当地的经济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很大，相反，疏解非首都功能吸纳劳动力占比较高的区县可能会对当地经济形成较大冲击。根据以上的测算结果，张耀军给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快推进京津冀乃至环渤海一体化进程、提升接收区公共服务水平、开展房屋结构安全评估、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拆除明显违法建筑、加强无照经营核发监管、严格落实居住登记制度、建立全员人口数据信息平台以掌握人口动态等。

张耀军教授演讲

下半场参会论文交流环节由北京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赵莉教授主持，三位发言者就优化提升首都功能、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腾退空间再利用、政府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赵莉教授主持

首先由来自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规划研究部副部长刘作丽汇报了《进一步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相关思考》。她指出，与全球城市相比较，北京的“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不凸显。在强化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的同时，应当重视服务保障能力的同步提升，切实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活宜居水平。当前，北京对京津冀区域节点组织作用发挥并不充分，应积极打造首都功能的跨区域产业链，真正做大做强首都功能的核心环节。

刘作丽副研究员发言

来自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敏的汇报题目是《不同类型人群对腾退空间再利用的需求差异研究——基于首都功能核心区900余份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她基于东城区和西城区的949份有效问卷，研究发现，居住人群有更强的意愿增加便民设施，而旅游人群则希望利用腾退空间建设名人故居。针对公共文化空间，居住人群的需求更加多样性，旅游人群则倾向于单次性的消费。可见，不同人群对腾退空间再利用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应当以需求差异性为基础，重视新型“第三空间”建设，尤其关注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和偏好。

张晓敏副研究员发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颜晓畅汇报了《政府财政补贴导致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吗——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她采用生产函数法，对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七类子行业进行测度，发现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究其原因，政府财政补贴不仅能对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也可能作用于产能。全样本检验结果未充分证实这一效应，但分行业检验结果则表明，财政补贴显著加剧了高端制造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为此，她主张不仅要发挥好政策的引导作用，有针对性的对不同子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要减少对落后企业的保护，淘汰落后的过剩产能。

颜晓畅博士发言